“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是司马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初心，亦足以概括他人生的全部意义。
人生很长，足以让我们见证无数回春华秋实、明月清风；人生也很短，在世百年之于天地不过一瞬。穿过历史的长河往前回溯，我们可以看到撰著《史记》、功垂千年的司马迁，他遍阅万卷圣贤之书，只为探寻天地人间运行之理；他遍踏万里神州山河，但愿寻得远古先祖留下的一点幽光；他将自己的一生燃尽，惟愿将自己的心血淬炼成直笔善恶、辞载千秋的万古绝唱。
司马氏先祖于周朝任史官之职，然后代鲜有人继任，直至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追溯祖业，任太史令。盛世风华与书香门第应是最适合士林俊杰的长成。司马迁生于士族，自然有优越的教学资源助其发展，有开阔的眼界实现思想的拓新。他在父亲司马谈的言传身教中成长，曾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学习《尚书》、《春秋》公羊学，对儒、道、纵横等家学说与思想有着极为广泛的了解与极其深刻的领悟。他于弱冠之年仗剑南行，游历神州大江南北，寻访大汉河山，考察历史民俗。他的漫游经历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为他对人事、历史变迁与天人关系的思考提供了契机与空间。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对他的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司马谈任太史令，以承继祖业、修撰史书为己任，然其壮志未酬却撒手人寰。他临终前嘱托司马迁勿忘祖业、勿忘父志，须效仿孔子作《春秋》，撰著一部为治国提供借鉴、为人们带来反思的书。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承父遗志，继任太史令，着手撰写《史记》。
倘若将时代比作浩浩汤汤向东流去的江河，人则是汇入江河的涓涓细流，它的存在得益于江河的供给，而它的汇入不仅使得江河更为浩渺阔大，也让其自身的存在有了意义与价值。创下不朽立言之功的司马迁与他所处的汉武盛世即是如此关系的体现。
司马迁身逢盛世，正值汉武帝当政时期，四海统一，国力日盛，国家精神风貌亦是一派昂扬积极、欣欣向荣，这样的精神风貌对司马迁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史记》的创作中，司马迁以述史为主，将历史、现世与神话传说进行有机结合并熔铸于历史的叙述之中，以“浩荡颇有奇气”的笔力描摹出一幅幅宏伟阔大、生动传神的历史画卷。
当是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海内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受恩师的教导与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其思想中的儒学色彩极为浓重。司马迁撰著《史记》，将王德终始、三统循环作为天地宇宙运行之框架，将孔子视作中国文化发展之核心，以承敝易变、受命改制、实施仁政德治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之重点，将六经异传、百家学说融汇贯通熔铸其中。除此之外，《史记》中不少内容亦体现出对儒家春秋公羊学的阐发。司马迁将孔子列入“世家”且为儒家弟子作传，是对于孔子及儒家子弟所作成就的高度认可，然与春秋公羊学相比，司马迁所推崇的儒学却更能体现出他自身对先秦儒学的追溯与探寻，比起“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之说法，司马迁更为赞同“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将自身失败之原因归结于“天命”进行了批判，这足以体现司马迁对“天命”之于人的限制的否定以及对人的现世之功的推重。
毋庸置疑，国家的统一、国力的强盛、文化的发展以及较为殷实的家底、淳正的家风为司马迁撰著堪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司马迁所作之《史记》，它潇洒而浓烈的感情是汉武盛世那昂扬开拓的社会风貌之写照，浩荡而浪漫的文风是太平治世瑰丽典雅的绝代风华之展现，它像是由一位旷世奇才尽毕生之力、用各色极为浓艳的丹青所绘成的一幅惊世之作，它惊人的美丽反映出它的诞生得益于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它的流传也让读者窥见那个时代的盛世风华、感受到司马迁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气。
司马迁撰著《史记》，体现了他对“立言”之道的认同。《左传·襄公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是士大夫阶层为实现人生价值之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思想传统，其价值在于将人文成就的意义置于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之中。司马迁撰著《史记》，是因为他认同这种思想传统，是为史家立言之举。《史记·大史公自序》载：“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历史著作之于明是非善恶、辨天道人事、知历史兴替的重要性，亦可知司马迁对于史学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之深刻。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父子认为“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都没有出现能与孔子所作的《春秋》那样对文学史学都存在重大意义的书，司马迁身处史家之列，应效仿孔子作《春秋》，撰著一部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让人们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著作。司马迁出于通过“立言”来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以及他高度的史家自觉，一生都将“成一家之言”作为理想与追求、以锲而不舍的决心躬身力行“立言”之道。
司马迁虽有旷世之才，但命运多舛，一生坎坷。他在着手撰写《史记》的五年后，因为李陵之事直言进谏而触怒武帝，被判死刑，而后改为宫刑。遭受宫刑意味着司马迁从此沦为残破之躯，意味着他在旁人眼里再非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儿，这对于一名士大夫而言，再没有更能令人感到屈辱的了。
遭遇飞来横祸，司马迁并非不惧；直面奇耻大辱，司马迁并非不恨。“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晨肌肤，受榜簧，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这些文字所描述当时司马迁的境遇，是何等的令人揪心！
《礼记》有言：“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刑罚不可施加于文人官僚，而文人士大夫倘若直面受刑之辱，则应以慷慨赴死的心态自我了结，从而保全自己不受玷污的人格与傲骨。司马迁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于《史记》中对舍身取义之士的褒扬与对奸佞谄媚之徒的讽刺中可见一斑。然在受辱之后，能够支撑着他活下去的，是对撰著《史记》、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执着。“一个人尽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其意莫过于此。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也许司马迁曾在无数个黑得令人压抑的长夜中彻夜不眠，或痛哭流涕，或伫立沉思。他若死于无法面对屈辱的廉耻之心，这世界上也只少了一名人微言轻的太史令，少了一具世人眼中的残躯败体；他若选择为著书立言而活着，那他便可尽毕生之心血撰成史传，如此，他就不愧于父之遗志，不愧于史家之使命。
“古之富贵而无名者，犹不可胜记，然承天降大任者，亦非常人之所能也。”在司马迁的心中，在《史记》的叙述中，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是因为他们能做到常人之所不能及，是因为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才华与意志力，于牢狱中演《周易》的文王如是，在困境中撰《春秋》的孔子如是；在流放途中作《楚辞》的屈原如是，虽双目失明却撰著《国语》的左丘明亦如是……司马迁以前人的操行自况自勉，他目之所及之处并不仅仅是先贤前人们所取得的如明珠般璀璨的伟业，更是他们似金石一般坚定的意志力，是他们如松柏般坚贞不屈的傲骨，是他们如明月般洁白清皓的灵魂。
司马迁虽蒙受冤曲，忍辱含垢，胸中有郁结难纾，却愿为著书立说负重前行，以精诚之心致千秋功业，虽道阻且长，然他行而不辍，一心究天文历法，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决心！
《史记》所展现的不只是司马迁卓绝的才华与惊人的毅力，还有他求真求实的精神。与官修史书中存在的对尊者并不光明正大之言行的隐约其词，司马迁撰著《史记》以直言实录著称。在书中，司马迁力图展现历史事件真实样貌，致力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他从不吝惜对明君贤臣的称颂与赞美，亦不掩饰对奸佞小人的痛斥与讽刺，这既出于他对身为史家的自觉，亦体现他作为文人的铮铮铁骨与赤子之心。
史学家们用心记史，而司马迁是用生命撰写《史记》。司马迁将自身非凡卓绝的才华、满心的是非爱憎、满腔的热血赤忱都贯注于《史记》的撰著中。这部凝结了他毕生心血的著作承载了太多他无法宣之于口的情怀与心迹。《史记》中许多内容都体现出司马迁对诸如周文王、孔子、李广等虽命运多舛但始终胸怀高尚气节的历史人物的赞颂，对勾践、苏秦、韩信等虽遭际坎坷却能隐忍奋发以成就功名、实现人生价值之举的推重，以及对万石君“徒其家长安城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等人事直白而不失辛辣讽刺的描写，充盈着浓烈情感与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行文无不流露出司马迁鲜明的爱憎褒贬，流淌着他生命与灵魂的热度。
毫无疑问，司马迁是伟大的。他是一名兢兢业业的太史令，究天文历法，作《汉历》功垂千秋；他是史家忠诚的卫道士，孜孜不倦地沿着三千余载的历史长河往前回溯，秉承数十年如一日的精诚，撰《史记》流芳百世；他是一名优秀的文学家，将自己深沉的人生体验、滚烫的灵魂和一颗赤子丹心淬炼成一部堪称千古绝唱的长篇巨著，让无数后人高山仰止。《史记》亦是伟大的，它精妙完备的体系、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以及深邃而厚重的思想内涵让它成为了岁月长河里一颗长明不灭的薪火，使尘封的过往不再晦暗，亦照亮了后人前行的路；而更为可贵的是它的作者以纯粹的灵魂灌注了它长盛不衰的蓬勃的生命力。毋庸置疑，《史记》是文学史学的无价之宝，而在作者司马迁为世人创下千秋业的背后，我们更应该欣赏的，是他秉笔赋忠义、青史寄平生的执着，是他于绝境之中忍辱负重、行而不辍的勇气，是他身为史家卫道士不忘初心、坚持不懈的精诚，是他身为文人的高洁傲骨与矢志不渝的赤子之心。
文/李炫
22文学三班
